如果把就業市場比作一個蓄水池，這幾年水位(失業率)一直穩穩的保持在警戒線之下。往后看三五年，雖然就業可能出現一定壓力，但因為失業而觸發大規模刺激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對搞宏觀研究的人來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預測中國經濟更難，那就是預測中國的政策。昨天還在說定向調控，今天就有可能降準降息。今天還在大膽匯改一次暴貶，明天就可能突然入場大舉干預。風向變化之快常常讓人措手不及，市場的心也因此變得越來越敏感。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經濟持續下行的時候，一有風吹草動就開始臆測大規模刺激，7萬億、QE之類的荒唐傳聞屢見不鮮。 歸根到底，我們對中國的決策體系缺少一個完整的認識框架，從邏輯的一開始就陷入了誤區。首先，大規模刺激的關鍵根本不在于GDP是7還是6.5，同樣是7%以下的增速，在2009年可以觸發4萬億，在2015年卻不會。其次，誰在決策也不是關鍵，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不管誰掌舵都只有一個思路：實事求是，相機調控。90年代搞下崗當然和船長敢于冒險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國企實在過不下去了，同樣道理，現在不搞下崗是因為大部分國企還在吃老本，日子還過得去。 真正可能觸發大規模刺激的因素只有一個：失業。不管GDP是7還是6.5，也不管是誰在決策，只要就業出了大問題，社會和政治的壓力也會倒逼他做出唯一的選擇，比如2009年的4萬億。這樣一來，判斷未來是否會重搞大刺激(包括4萬億、QE等極端手段)就簡化成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會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從我們的分析來看，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 1就業情況到底如何？風雨中屹立不倒 觀察就業的最佳指標是調查失業率，但遺憾的是，中國尚沒有成熟的調查失業率統計體系。統計局一直采用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但這個數據存在明顯的缺陷。 第一，統計方法不合理，相比調查失業率可能明顯低估。在國際通行調查失業率中，不管是否主動登記，失業人員都會被納入統計。而登記失業率中的失業人員只包括到有關部門登記的符合失業條件的人員。現實中，大部分失業人員可能不愿意登記，一是失業保險金不具吸引力，錢沒多少，但領取的條件和手續十分復雜；二是登記失業會導致“干部”變“群眾”。大學生畢業之后大部分是以“干部”身份被派遣到就業單位，檔案托管在單位，一旦登記失業，檔案就失去掛靠單位，干部身份也無法保留。而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下，干部身份還是比較重要的。這導致大學生的失業人數可能被低估。 第二，統計范圍不充分，相比總體失業率可能明顯低估。目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統計范圍存在明顯缺陷，一方面，分子分母的統計范圍不一致，分子是按城鎮戶籍人口口徑，而分母基本是按城鎮常住人口口徑，另一方面，統計范圍只涵蓋城鎮，既不包括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不包括在城鎮打工的農民工，而截至2014年我國的非城鎮人口仍有6.2億，占比45.2%。再考慮到往往農村失業人口更容易引發社會風險，僅統計城鎮失業率顯然太過片面。 顯然，城鎮登記失業率并不是一個可靠的就業指標。歷史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從絕對數值看，近十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10%以下，即便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失業率也只有4.3%，這與其他國家動輒10%以上的失業率相比顯然有些失真。從相對變化看，其趨勢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實的就業形勢，比如2008年4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大幅攀升0.3個百分點，直到2010年經濟好轉后才逐步下降。但2011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失業率一直沒有任何變化也讓人懷疑其權威性。 因此，觀察中國的真實就業情況不能僅看城鎮登記失業率，我們需要綜合各方面的信息來分析。調查失業率、求人倍率、工資增速、城鎮新增就業是我們認為相對可靠的指標。 
圖1：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絕對和相對數值均沒有太大的參考意義 1、調查失業率 參考價值：★★★★ 結論：目前就業壓力完全可控，但存在一定隱憂 事實上中國一直在統計調查失業率。根報道，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在1998年就開始嘗試，2005年正式做調查，2010年統計范圍覆蓋到31個大城市，2013年擴大到65個城市，2015年7月起正式拓展到全國。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調查失業率都只用于內參。不過，2013年以來，官方通過各種途徑向外界透露了一部分數據(見表1)。其與登記失業率之差一般為一個百分點左右，且差距在逐步縮小。 靜態來看，調查失業率完全可控，壓力遠小于2009年。據四川廣元公布的一個報告披露，國家確定的失業率警戒線為8%，因此目前調查失業率為5.2%，仍在可承受范圍內。官方從未公布過2013年之前的調查失業率，所以我們無法直接比較現在和2009年的情況，但個別地區公布了更完整的數據，可以提供相當有價值的參考。例如，據四川省公布的數據，2008年末、2009年6月、2009年末的調查失業率為9.5%、8%和7.5%，遠高于4%的登記失業率。考慮到四川是勞動力輸出大省，其就業情況比較有代表性，從這一點來看，當前的就業形勢遠未到2008、2009年那樣嚴峻。 從動態來看，目前就業似乎有惡化的趨勢，但并不是什么大問題。2015年6月以來，調查失業率連續攀升，截至9月已達到近兩年新高5.2%，不過這一上升可能受到統計范圍擴大或者季節性因素的影響，并不能改變就業總體穩定的結論。 
圖2：調查失業率略有上升，但在可承受范圍內 2、求人倍率 參考價值：★★★★ 結論：目前不僅不用擔心失業，反而要擔心就業市場供不應求 求人倍率是指一個統計周期內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其公式為：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數/有效求職人數。假如求人倍率為1.12，則意味著這一時期每100個求職者對應112個崗位需求。求人倍率大于1表明勞動需求大于供給，反之則表明勞動需求小于供給。求人倍率由人社部通過100個就業公共服務機構獲得，直接反映了微觀就業市場的狀況，而且行業主要分布在制造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相對容易引發社會壓力的大眾行業，非常有參考價值。 求人倍率顯示現在就業市場不僅不用擔心失業，反而要擔心供不應求。截至2015年3季度，求人倍率已持續20個季度保持在1以上，而且自08、09年觸及0.85的低點后，求人倍率幾乎每年上一個臺階，2014年底一度達到1.15的歷史高點，表明100個人對應115個崗位，而2008年則是100個人對應85個崗位。從趨勢上看，今年上半年求人倍率明顯惡化，但3季度再次回升，新增求人倍率(新增就業崗位/新增求職人數)也穩定在0以上，也基本看不到失業的影子。 
圖4： 全國求人倍率保持在較高水平 3、工資收入增長 參考價值：★★★ 結論：工資增長依然較快，就業人員供不應求，但供需缺口正在縮小 分析任何一個市場的供求都有兩類指標：數量指標和價格指標，就業市場也一樣。就業人數和失業率是數量指標，而工資則是價格指標。價格數據不會說謊，而且容易觀察。如果工資增長較快，則證明就業供不應求，反之則有失業壓力。不過由于工資存在粘性，所以往往調整起來相對滯后，所以對于預測的作用相對較弱。 不管是從城鎮就業人員還是農民工收入來看，都保持了快速增長，就業市場總體還是供不應求的，而且農民工工資增長更快，表明農民工更為稀缺。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自2012年以來就持續快于GDP，今年來雖持續放緩，但2014年仍保持了9.5%的增速，高于同期名義GDP增速1.3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受2008-09危機的影響，城鎮工資水平在2010-2012年間一直大幅低于GDP增速，現在的就業情況顯然比當時好的多。從農民工工資來看，數據只能追溯到2012年，但這段時期內其增長持續快于城鎮工資增速和GDP增速，表明農民工不僅供不應求，而且比城鎮就業人員更為稀缺。從大學畢業生工資來看，2014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后月收入比2013屆增長7.3%，相比前一年的6.6%進一步加快，表明大學畢業生也不存在就業問題，但壓力相對農民工和其他族群要大一些。 
圖6：城鎮和農民工工資收入均跑贏GDP和通脹 4、新增城鎮就業 參考價值：★★ 結論：新增就業人數遠高于歷史平均水平，但今年首次出現下降 雖然GDP增速自2010年以來不斷下滑，但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卻穩步增加，遠遠超出金融危機之前。今年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066萬人，提前完成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的目標。按照去年的數據估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鎮就業有望達到1302萬人，連續三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相比之下，2008和2009兩年僅吸納就業1100萬人。這反映出GDP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明顯增強，過去中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大約100萬人就業，現在能夠拉動超過150萬。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隨著GDP增速大幅放緩，新增就業人數首次出現下降。 
圖3： 城鎮新增就業與GDP增速背道而馳 5、總體結論：(1)今年以來，就業的確出現了一些惡化跡象，值得關注：一是調查失業率開始攀升，二是求人倍率有所下滑，三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同比下滑。(2)但中國就業市場總體上非常穩定，還有充足的緩沖區間，起碼一兩年之內不會出大問題。一是調查失業率絕對水平還遠低于8%的警戒水平；二是求人倍率依然穩定在1以上；三是工資增長還是持續快于GDP增速的，尤其是農民工；四是新增城鎮就業依然較快，GDP的就業吸納能力明顯增強。 2這揭開中國的就業之謎：失業面前的五道防火墻 中國的就業為何如此堅挺？說到底，就業是一個勞動力交易的市場，和其他任何市場一樣，勞動力市場的秘密也逃不開供給和需求：從供給端來看，勞動力人口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迎來拐點，導致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從需求端來看，服務業吸納就業增多，再加上隱性失業和隱性就業的存在阻擋了需求端的快速下滑，導致勞動力供需在經濟下行期依然趨于平衡，甚至供不應求。 1、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人口已開始趨勢性減少，2017年之后壓力將驟然加大 當需求下滑的時候，如果供給下滑的更快，市場自然不會失衡，勞動力市場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是勞動適齡人口，國際上通常以15-64歲為限。中國15-64歲人口在2013年達到10.06億的峰值，2014年首次出現凈減少104萬人的情況，如果就業參與率不變，則意味著就業市場減少了104萬的供給，大幅減輕了失業的壓力。而如果按照15-59歲的口徑來看，從2012年開始就已經開始凈減少，近三年累計凈減少1074萬人，這與此前三年凈增加2863萬人形成強烈反差。 往后看，未來5年勞動力凈減少的壓力將驟然加大，尤其是從2017年開始。10-59歲人口就是五年之后的勞動力適齡人口，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數也已經從2012年開始進入凈減少(近三年已經累計減少1345萬)，這意味著未來5年勞動力的凈減少將顯著加大，尤其是從2017年開始(2012年+5年)。 勞動力適齡人口減少的主因是計劃生育的影響開始顯現，導致新形成的年輕勞動力減少。中國在90年代之后新生人口大幅下降，20年之后，自然造成了20多歲的勞動力人口開始下降。 過去我們總在擔心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將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迎刃而解。雖然2015年大學畢業人數依然達到創紀錄的749萬人，但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會看到大學畢業生的下降(剔除擴招因素可能早就開始下降了)。我們可以根據高中生的變化來預測。高中招生人數從2010年首次出現下降，這導致高中畢業生從2013年首次出現下降(減少49萬人)，這意味著2017年(往后推4年)的大學畢業生可能開始出現下降。而從高中招生人數2010-2014年驟降288萬人的趨勢來看，2017年之后的大學畢業生下滑趨勢將非常劇烈，到時候不僅不用擔心大學生就業難，說不定要開始擔心“大學生荒”了。 
圖8：勞動力人口已進入下行通道 
圖9：高中招生和畢業生人數開始下降，預示大學生很快會出現下降 2、劉易斯拐點：農村轉移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人口結構空心化 新的勞動力供給來自兩方面，一是年齡成長帶來的青年勞動力，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形成的農民工。近年來不僅青年勞動力增長趨于放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迎來“劉易斯拐點”。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農村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農村轉移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有幾個跡象可以證明： 第一，農村人口總量明顯減少，而且呈現“上有老、下有小”的空心化結構。與1995年的最高點相比，農村人口已減少28%，占總人口比重也由改革開放之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45%，戶籍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也已由1978年的84%降到2013年的64%。農村和城市人口中間大的結構不同，農村人口現在呈現明顯的“上有老、下有小”結構。農村人口中20-30歲人口占比不到8%，遠低于城市的11%，而老人和兒童的占比卻遠高于城市。60歲以上老齡人口和15歲以下兒童的占比分別在8%和10.4%左右，遠高于城市6%和6.6%左右的水平。 
圖11： 農村人口“上有老下有小” 
圖12： 城市人口“中間大” 第二，自2010年以來，全國農民工增速持續回落。截至2014年末，農民工總量增速、外出農民工增速和本地農民工增速分別比2010年回落3.5、4.2和2.4個百分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農村人口老齡化，另一方面也和城鎮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速度緩慢、生活成本上升有關。 
圖10：農民工總量增速明顯回落 第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鎮居民，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結束。201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1.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2%，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和實際增長率分別為9%和6.8%。 3、產業結構變化：服務業成為就業蓄水池 中國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也是就業的一道重要防火墻。2012年，中國第三產業在GDP中的絕對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邊際貢獻率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這一勢頭在2015年表現得更加明顯，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占比上升到51.4%，全年有望首次超過50%，而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達到58.9%。更準確的說，現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工業主導的國家，而是第三產業主導。 一個年產值100萬的工廠可能只需要四五個人操作機器，而一個年產值100萬的餐廳可能四五十個人都忙不過來，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遠強于工業，且還在繼續增強。據官方測算，2008年到2012年期間，第三產業每增長一個點，可以帶動就業70萬人，而同期第二產業增長一個點可帶動61萬人[1]。到了2015年，國家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萬左右[2]。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前些年我們GDP增長一個點帶動城鎮新增就業是100萬多一點，而近幾年增長一個點帶動就業是150萬人左右。[3] 往后看，我國服務業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未來十年可能吸納超過5000萬就業。我國第三產業51.4%的占比不僅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甚至還未達到這些國家2000年時的水平，未來提升空間巨大。假設第三產業和GDP的增速差保持在近年來的水平，未來十年服務業占比有望提升到60%，新吸納的就業將超過5000萬。 4、隱性失業：勞動力無法退出市場，降薪+緩薪+停薪+休假+推遲入職 一個工廠有兩個10萬年薪的工人，現在工廠要縮減10萬的人工開支，一種方法是裁掉一名工人，另一種方法是把每個工人的年薪降到5萬，前者是顯性失業，而后者則是隱性失業。隱性失業是指員工被減少薪水、無薪休假、縮減工時、削減福利等彈性工作安排。 中國以國企為主的經濟結構和政治體制導致地方政府有動力遏制顯性失業。例如，廣西出臺規定，從201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底，上年度未裁員或裁員率低于統籌地區城鎮登記失業率的企業都可申請穩崗補貼。照此規定，廣西貴港市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目前已經領到75萬元的穩崗補貼。柳州市2015年度享受穩定就業崗位補貼政策的第一批93家企業，也已公示完畢，申請享受穩崗補貼的企業中規模最小的僅有2人，最大的上萬人。 不管是調研還是公開的新聞報道來看，隱性失業的現象已經大量存在。很多傳統工業企業雖然庫存高企、產銷下降、開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員，而是將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常見的手段有降薪、緩發工資、停薪留職、內部休假、推遲入職等。 (1)降薪。比如煤炭龍頭神華集團于今年按全員工資總額的10%下調員工薪酬總額，中石油也傳聞降薪15%。這還只是公開的基本薪酬，國企員工的大部分收入來自獎金和各種福利津貼，而根據我們的了解，這塊收入的下降更為嚴重，很多煤炭、鋼鐵、石化企業的員工實際收入下降了一半。 (2)緩發工資。今年中國煤炭工業協會調研了85家煤企，發現有40家存在緩發和拖欠職工工資問題。 (3)停薪留職+內部休假，比如山西五大煤企之一的潞安集團特別公布《潞安集團員工停薪留職管理辦法》和《潞安集團內部休假暫行管理辦法》，規定在集團工作年限滿5年、符合有關考核條件的員工可申請停薪留職，停薪留職起步期限不少于5年，到期可繼續申請。工作年限須滿1年滿足條件的就可申請內部休假。 (4)推遲新員工入職。比如上海神開石化裝備公司向部分已簽約畢業生發出通知稱，受國內外油價持續低迷的影響，公司面臨嚴峻的市場挑戰，效益受到巨大沖擊，公司方面提出延遲一年入職或者解約的方案，近五成學生接受延遲入職。 5、隱性就業：很多就業領域沒有進入GDP統計 中國的GDP總量是被明顯低估的，很多沒有計入GDP的領域也吸納了大量就業，這部分就業自然也沒有統計，我們可以稱之為隱性就業。隱性就業的出現一是因為目前我們的稅收體系仍然以流轉稅為主，企業的相對稅負比較重，二是相關的監管審批過于繁瑣，對于一般小企業來講成本太高。 隱性就業隨處可見，比如城市街頭擺攤的小商販，未登記的微商、微店以及家政服務等。以北京的家政服務為例。據北京家政服務協會測算，北京家政服務員缺口達150萬人。而根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4年8月20日，北京市家政服務市場主體共4775戶，每萬人擁有家政服務主體為2.31人，且2011-2013年，每年退出數量多于新設數量。一方面，旺盛的市場需求顯然與官方數據揭示的市場供給相左。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家政服務人員通過微信聯系客戶、上門服務，并通過微信支付獲取報酬，屬于典型的隱性就業。甚至一些掛靠中介的阿姨也會設法積累自己的熟人客戶，繞開中介以免去中介費，一旦時機成熟，也會脫離中介，成為隱性就業者。 3結論：失業水位攀升，但還不會漫過水池 如果把就業市場比作一個蓄水池，這幾年之所以水位(失業率)一直穩穩的保持在警戒線之下，主要原因：一是池子越建越大(服務業吸納就業增多)，二是悄悄新開了不少泄洪口(隱性失業+隱性就業)，三是流入池子的水越來越少(新增勞動力放緩)。往后看三五年，雖然就業可能出現一定壓力，但因為失業而觸發大規模刺激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1)勞動力人口的減少短期內不會改變，盡管十三五即將全面放開二胎，但從單獨二胎的情況看，生育率可能低于預期，而且即便奏效，要形成勞動力至少要等到15年以后，到時經濟早已過了幾個周期。 (2)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將繼續放緩。劉易斯拐點之后，農村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轉移速度會自然放緩，甚至出現農村勞動力回流。 (3)產業結構向服務業的轉型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和新興服務業的供給不足并存，必然導致服務業的占比不斷上升，如果達到發達國家60%以上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單服務業就有望吸納超過5000萬就業。 (4)經濟體制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隱性失業和隱性就業將繼續存在。傳統工業的國企現在正處于最困難的時候，中央不太可能大破大立，而會想辦法通過產能輸出等方式創造新需求，比如一些鋼鐵企業已經開始到一帶一路國家設新廠，又可以消化一部分就業壓力。 |
